記者|張愷丰    編輯|陳信安    設計|顏吟竹

一隻虎斑貓四處嗅聞,小心翼翼地吃著排列有序的罐頭、肉泥,步步踏入以毛巾覆蓋的誘捕籠中。「哐噹!」一聲,虎斑就被困在籠中,蹲點誘捕(Trap)工作完成。抓紮人艾瑪(匿名)立刻打電話聯繫幾間獸醫診所,詢問是否能執行絕育(Neuter)手術?但當天剛好都沒有籠位供虎斑住院。艾瑪只好聯繫熟識的朋友,請他幫忙中途一晚,待配合TCCP的獸醫院有籠位釋出時,再將虎斑送去絕育。

所謂的TCCP註一,全稱為「街貓友善照護行動方案」,是一項臺北市自2015年開始推動的政策。動保處強調,TCCP是在原本TNR的基礎上,加強對絕育回置街貓的領域照護,包括乾淨餵食、施打狂犬病疫苗等,以利貓隻後續的族群追蹤。

艾瑪曾加入此政策成為志工,協助社區執行街貓TNR註二,至今已累積抓紮超過百隻街貓,甚至曾帶著誘捕籠與罐頭,隻身跑到山上蹲守到半夜三點。問起他做這些事情的初心,他說他曾相信TNR能讓街頭不再有流浪貓;但後來發現貓會移動,若沒有高強度的絕育,很難達到他期望的清零目標。而且作為志工,比起實際執行TNR,這幾年他反而花更多時間在處理人的問題,與不守規矩的餵養人交涉、與掌握貓咪出沒資訊的人溝通,或者聆聽並試圖滿足不同人對現況的期待。

像是他曾遇過某戶人家以廚餘餵食街貓,影響他的抓紮工作與貓咪身體健康。雖然後來請了動保員協調,但因餵食點是該戶人家的前廊,屬於私人領域,最後也不了了之。艾瑪直言,動保處主推TCCP,但連志工執勤受到民眾干擾時,也無法給予志工足夠的援助,「他(動保員)就是告訴我有去溝通過了,有需要幫忙再說。」

看不見參與TCCP對控制街貓數量的希望,加上未感受到動保處作為公部門的支持,艾瑪逐漸筋疲力盡,決定退出TCCP,只在自己的守備範圍內長期蹲點抓紮。去年(2023)也有議員指出,近年參與TCCP的志工人數減少,街貓絕育數量也降低,認為政策成效不彰,呼籲市府提出更多補救方案⋯⋯

註一:Taipei(臺北市))Cat(街貓)Care(友善照護)Programme(行動方案)
註二:TNR為Trap(捕捉)、Neuter(絕育)、Return(原地回放)的縮寫。

社會重視程度不如犬,被忽視的街貓管理

近年遊蕩動物的管理問題引發不少討論。從源頭管理、抓紮到收容,大至政策制訂;小至方法操作,不同利害關係人之間,存在相當分歧甚至對立的觀點。根據農業部2022年全國遊蕩犬估計數調查資料,遊蕩犬的數量大約落在15萬9千多隻。而動物保護司表示,因人貓衝突相較犬少,且貓多藏於隱蔽處,不如犬容易觀察統計,因此近年有關遊蕩貓的數據皆付之闕如。

不只是數據的缺乏,遊蕩貓對環境、生態潛在的影響為何?也較少受到社會關注,各地方政府的管理方針更大相逕庭。

動保處引用美國人道協會的資料說明,具繁殖能力的母貓一年生3次;一次可生約4到6隻小貓,繁殖力更勝於犬。目前主管TCCP業務的動物救援隊隊長林庭君也補充,貓只要受到刺激就會排卵,稱為「誘導排卵」,不像狗一年就是生2次,「生理上貓更會生」,顯示有妥善管理數量的必要。

貓的狩獵對象多為鳥類、齧齒類、蜥蜴、青蛙,對野生動物而言,其威脅力不亞於犬。此外貓亦有傳播疾病的隱憂,比如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顏士清,與其研究團隊2017年在陽明山流浪動物的調查中,就發現麝香貓、白鼻心患有弓蟲病。因弓蟲需要貓科動物才能產卵、傳播,加上該區僅有一種貓科動物,故他肯定地說道:「這(弓蟲病)一定是由貓傳染出來的」

pic 1 1方被誘捕入籠、尚未絕育的虎斑街貓。圖片來源:窩窩|張愷丰攝

雖近年社會多在談論遊蕩犬對公共安全、民生經濟帶來的影響,政策也多著重於解決人犬衝突。但實際上街貓對社區、環境造成的問題仍不容小覷,像是貓咪半夜求偶的噪音、爭奪地盤噴尿等。

時任動保處技正的翁綉雯指出,以臺北市來說,街貓繁殖可能衍生的問題,包括善心人士錯誤的餵食方式,造成居住環境的汙染。「可能用新鮮的食物(餵貓),放著人就走了。如果天氣熱,嚴重可能滋生蚊蠅。後來也沒有去清潔,附近的民眾就會覺得餵養人只會把環境弄髒。」翁綉雯解釋,一旦貓的繁殖數量過多,除帶來環境髒亂,若跑到民宅、車底,也會使部分民眾感到不滿,「可能一開始看到一兩隻還很可愛,後來太多就覺得很可怕。」

pic 1 2臺北市常見的人貓衝突。資料來源:臺北市動保處 製圖:窩窩 

從TNR到TCCP,臺北市的政策變革

2005年,臺北市政府第一次由市長開會,決定成立專案小組解決街貓問題。隔(2006)年試辦街貓TNR方案,以鄰里為單位執行,大安區共2里簽署,完成75隻街貓絕育。在這些里內誘捕到的街貓,絕育後會原地回置,希望藉此達到生育控制的效果。

為什麼選擇以TNR的方式管理街貓?翁綉雯說,動保處借鑑了香港愛護動物協會(SPCA)的貓隻領域護理計劃,以捕捉、絕育,取代傳統撲殺的管理模式,對街貓也比較人道。「香港跟臺灣都是東方人,大家生活習性比較接近,以香港模式執行,比較符合臺灣人的需求與習慣。」

但當時零撲殺政策還未上路,若收容所量能滿載,又沒有民眾認養時,動保處抓到的街貓就會被安樂死。時任林業試驗所研究人員的山夢嫻說,因為貓會移動,實際上就可能出現,「貓從有簽TNR的里跑到沒簽的里」的狀況,故簽署TNR鄰里內的貓仍會面臨被安樂死的風險。

山夢嫻認為,2012年社群媒體的興起,使TNR一詞逐漸走進大眾視野。包括當時有民眾開始拍攝猴硐、淡水的街貓,分享在臉書等網路平台。同年發生的伯爵山莊虐貓案,也增加民眾對街貓及絕育政策的瞭解。

「最大的接受點我覺得是2013年十二夜,」山夢嫻表示,十二夜電影的上映,讓遊蕩動物的議題走入大眾的視野,動保議題也成為選舉的政見內容。比如2014年為臺北市長候選人的柯文哲,就提出北市流浪犬TNR的政見。加上後來零撲殺政策上路,收容所的收容量能有限,TNR更成必行之策。

不過2015年以前的街貓TNR,並沒有現在TCCP所強調的追蹤跟照護,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政策調整?山夢嫻說,隨著人犬、人貓衝突越來越多,TNR慢慢變成帶有負面意涵的詞彙。她指出,名稱的改變可以降低大眾對街貓管理政策的負面認知,甚至「我可以說我叫TCCP不是TNR,減少被(網路)搜尋到。」

另一方面,原本的TNR政策也沒有包括餵食的觀念,直到TCCP上路才被囊括進去。山夢嫻推測,TCCP之所以會強調乾淨餵食,是由於參加TNR的志工多以會餵食的愛爸愛媽為主,動保處這麼做,「等於幫助志工順利T到貓」。

林庭君說明,TNR與TCCP內涵上非常相近,「我們的目標都一樣,捕捉絕育,施打疫苗後回放。」TCCP在回放後,就會由志工進行後續的領域護理與照顧,而乾淨餵食可同時照護街貓,維持社區環境清潔,為街貓做好公共關係,避免民眾因餵食街貓導致的環境問題,對街貓有負面的印象。但她認為兩者實質上沒有太大的不同。

pic 1 3TNR與TCCP的差異。資料來源:臺北市動保處 製圖:窩窩 
pic 1 4TCCP政策發展脈絡。資料來源:臺北市動保處、山夢嫻 製圖:窩窩 

不論是TNR或TCCP,本質上都是在捕捉貓隻後進行絕育並原地回置。

動保處官網強調,歐美日港澳等先進國家過去20年使用撲殺管理街貓數量失敗,「證明撲殺只會浪費政府經費,毫無減少數量的效果。」撲殺街貓無用論在於真空效應(vaccum effect),即便短期將一區的街貓移除,其他區域的街貓也會受食物與地盤吸引、進入。此外在食物鏈的環節上,若移除街貓,老鼠、蟑螂將大量繁殖。

除了減少數量外,動保處也預期透過TCCP政策達成:貓隻造冊以利後續追蹤、提升居民生活品質、注射疫苗增加狂犬病防線等效益。

在執行上,動保處與民間合作,鼓勵當地居民與志工加入TCCP。動保處指出,「街貓生性謹慎,警戒心強,不容易捕捉」,需要民間的力量,藉由志工定時餵養與街貓建立信任關係,才能落實控制街貓的成效。

pic1 5 2TCCP預期效益。資料來源:臺北市動保處 製圖:窩窩 

不只是抓貓來紮,眾多協力的TCCP

街貓就生活於你我居住的社區周遭。在戶外看到街貓,可以留意其耳朵缺角的方向,左側為公貓;右側為母貓。若未剪耳,很有可能就是民眾放養的家貓;抑或尚未絕育的流浪貓。

然而,民眾若想用政策的公費為街貓抓紮,需通過層層考驗。首先得參加動保處舉辦的志工培訓課程,加入相關協會註三,才能領證成為TCCP志工。臺北市流浪貓保護協會發布的刊物指出,TCCP志工需要與社區居民溝通,維護里內環境的整潔,輔導餵養人乾淨餵食,並維持社區的絕育率。

在2023年政策未調整前,TCCP是以鄰里為管理單位,志工除可能需向當地里長、里民交流,瞭解該地街貓的活動情形外,實際抓紮前亦需說服里長簽署同意書,才能在里內進行TNR誘捕工作。這項政策的設定,也導致TCCP志工只要簽了一個里,當該區里民反應有關街貓問題時,志工就會被動保處請去瞭解狀況。

對此,志工阿杜表示,「我去簽的(鄰里)都要我處理,後來就不想簽那麼多。」

不僅要處理人事,志工實際抓到貓後,還得將貓送到上述相關協會簽約的獸醫院做絕育,待術後安置時間一到(公貓三天、母貓七天),再回醫院把貓帶至原地放置,如此才可能申請到動保處的經費補助。

配合TCCP多年的長沁動物醫院獸醫師張婷婷說,志工將街貓帶到獸醫院表示要使用公費絕育後,獸醫師進行完手術,會拍攝街貓術後的照片,並貼到流程紀錄表,提供志工交由協會核銷。而動保處補助的款項要等到近半年才會收到,甚至照片若沒拍清楚,醫院也可能收不回補助。

pic 1 6若申請TCCP經費絕育,獸醫師需要在進行絕育手前後拍照紀錄,圖為已絕育公貓。圖片來源:受訪者提供
pic 1 7TCCP流程紀錄表。資料來源:臺北市動保處 製圖:窩窩 

由此可以看出,TCCP政策牽涉了動保處、里長、志工、獸醫師、協會團體以及地方居民等利害關係人,彼此之間相互拉扯、眾聲喧嘩。

註三:根據動保處資料,申請TCCP補助案者,需為臺北市執行誘捕絕育回置工作之合格登記團體。

浮面絕育數據之下,難以驗證的族群減量成效

翻閱動保處TCCP官網公布的資料,可以發現在上述機制運作下,近年絕育貓隻的數量,從2020年到2022年有下降的趨勢,在2023年又稍微回升,平均一年絕育3000多隻。而動保處投注在TCCP的經費資源,則受市議會每年撥款數有所波動,長年維持在500萬到700萬之間。

pic 1 8TCCP絕育隻數、絕育經費變化。資料來源:臺北市動保處TCCP官網、決算書 製圖:窩窩 

然而對街貓總數評估,2021年動保處委託臺灣大學空間生態研究室進行的街貓調查顯示,臺北市街貓的數量大約落在9,061到16,780隻。若與2013年的資料相比(4,879隻),竟成長了近兩倍之多。

空間生態研究室調查員分析,街貓的來源可能包括:養貓人口增加,走失、棄養的貓隻數量隨之提升;TCCP延長貓隻壽命,外圍遷入的貓被妥善照顧,讓族群成長。在絕育率估算上,不論有無執行TCCP的鄰里,絕育率均為68%。對此調查員回應,該研究是從2021當年度執行的TCCP里做分析,但TCCP的實施里每年有所異動,且調查時團隊也曾遇到已剪耳但貓隻懷孕;已絕育未剪耳的貓,因放養導致資料誤判等情形,故該數據並非絕對,無法以此推斷TCCP有效與否,「因為實際上也不可能把每隻貓都抓起來。」

調查員進一步解釋,由於兩年度的調查方法註四與族群估算方式不同,2021年與2013的資料,不一定有可比性。當初團隊在實驗設計上,也不是為了TCCP設計,無法以此份數據證實TCCP效果。此外成效也有很多可以討論的面向,光看街貓總數未必能反映真實。比如TCCP讓居民認識到社區所列管的貓,也是一種成效的表現,「沒辦法直接說好或不好,我覺得它是有個光譜在的。」調查員說。

不過細究研究結果,無論採用何種方法,都顯示街貓數量有不減反增的現象。調查員補充,「其中一個估算方法是看近3年內執行TNR的數量,假設街貓存活大概3年,累計下來就至少9千隻個體;另一個是用調查數據反推到整個臺北市地圖。兩個方法都比2013年高蠻多的。」

顏士清則建議,TCCP是以里為單位執行,但不同鄰里的執行強度有所差異,因此難以直接用總數衡量TCCP成效,「或許可以把它切成比較小的單位,用一樣的調查方法,比較之前跟之後,才能得到科學的評估結果。」

pic 1 9造成街貓數量成長的原因。資料來源:臺灣大學空間生態研究室 製圖:窩窩 

做了近10年的TCCP,尚未有詳盡的政策成效參考資料,而臺北市的街貓數量也未有明顯下降。對此林庭君解釋,街貓的數量控制,需達到八成的絕育率,才有辦法把數字往下壓。「可是在這個過程,當然數字還是會先上升,我們要一直紮一直紮,才可能慢慢趨緩。」她強調臺北市的街貓數量尚未走到高原期,僅在接近持平的階段,未來幾年會持續做數量調查,累積更多資料。

但山夢嫻認為,2015年TNR改稱TCCP後,雖強調街貓的追蹤與照護,近年相關的數據卻付之闕如。「你說餵養能進行追蹤,那你的數據呢?你有教志工追蹤嗎?」她指出,若TCCP真的落實完善,其實根本不需要空間生態研究室協助調查街貓數量。

我覺得很麻煩的是,沒有人細談它(TCCP)要怎麼細緻地做,大家只討論有沒有效。

山夢嫻表示,若動保處願意指派顧問,教導志工監測、紀錄街貓,並請里長協助推播TCCP資訊,讓里民對政策更加瞭解,將個人的餵養行為,上升到社區的公共議題,才能達到較好的管理成效。

TCCP尚未建立一套可檢視成效的標準,故其雖上路近十年,仍難宣稱有效與否。林庭君坦言,目前街貓的數量大到無法計算,但也許可以從清潔隊收到街貓的遺體狀況推估政策效果。「我們現在有跟環保局合作,臺北市的街道犬貓死亡後,會通知環保局,收起來後送到內湖的動物之家,我可以從死亡的動物推估絕育的比例。」

註四:2013年臺北市街貓數量資料來源為電話訪問數據/照相捕捉法數據;2021年臺大團隊使用的是穿越線調查法、定點調查法以及標記再發現法。

TCCP的下一哩路:追蹤管理的潛在困境

2023年後,志工抓紮不需里長簽署同意書即可執行,等於臺北市全區實施TCCP。林庭君直言,在政策制訂之初,就是要全區實施,但一開始很難做到,需要一些里長的配合。「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在可執行的區域控制到一定數量,行有餘力可以再管那些里長不同意的地方。以前沒辦法,臺北市那麼多里,我總要有個開頭」。

阿杜分享,過去因執行TCCP需要里長的同意,導致志工可能把非TCCP實施里的貓隻數量,登記在有實施的鄰里內。縱然如此潛藏了街貓更難追蹤管理的隱憂,但林庭君表示,動物本身就會移動,很難確實掌握街貓行蹤,「你要如何確認貓咪在這兩個里之間不會移動?」因此,過去在政策執行上,只要確保回放的位置盡可能接近原捕捉地即可。

不過林庭君強調,在改為全區實施後,未來哪裡有街貓未絕育,都會落實捕捉、絕育、原地回置。阿杜也說,全區實施後,能提高志工在TNR工作上的彈性,一旦發現貓咪就可進行公費絕育流程,亦可避免一里的貓隻有狀況,大家都要來找該里志工的情形。但里長的角色、溝通工作並未因此式微。阿杜提醒,志工抓紮前還是要知會里長,以便後續的工作施行,「里長很有用,像土地公一樣,你去他那邊不拜碼頭怎麼可以?」

雖然全區開放對部分志工來說是助益,但其實整體TCCP的執行需仰賴志工的支持、鄰里的參與及獸醫院的配合,才能加強絕育強度。而近年志工參與人數卻不斷下降,成為成效不明朗外的另一項隱憂。2023年,臺北市議員王欣儀就批評,TCCP志工越來越少,導致街貓不減反增,要求市府針對志工、獸醫師需求提出補救方法,像是獎勵志工、補助車馬費,或宣導民眾投入等。

pic 1 10TCCP志工參與人數變化。資料來源:臺北市流浪貓保護協會 製圖:窩窩 

對於王欣儀的指控,林庭君回應,動保處是透過獎勵補助方案,鼓勵協會團體參與,補助項目在起初寫得相當清楚,事後團體或志工發現花費變大,會希望更多補助。然而,要爭取經費勢必會排擠其他業務,需要審慎評估。

作為有多年TNR經驗的志工,阿杜說自己去年也沒加入TCCP,但可以用其他志工的名義,申請公費絕育補助,故並不清楚志工人數變化的意義。山夢嫻則認為,志工變少或許與資深志工體力下降、情感創傷有關。

TNR是關於活生生的生命,必須有重要的教育哲學倫理,比方懷孕母貓是不是要墮胎?今天貓非常瘦弱,在手術過程死掉了,我會不會創傷?

因此,當志工感到傷心疲累,加上年紀漸長,就可能順勢退出TCCP。

山夢嫻強調,志工人數降低是一個現象,但反映的不是個人參與與否的問題,而是政府在管理上面臨的困境,「TCCP延伸的挑戰是,北動保處到底要不要做一個完整詳細的TNR管理守則?或是輔導支持系統?」志工工作相當辛苦,又沒有任何薪水,若他們不願意參與,最後就是動保處執行,但林庭君也談到行政機關的困難,「我們動保處的人是全市府缺人缺最大的,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,補助的團體不做,我們這些領全薪的人做也是受不了。」

除了志工人數下降,TCCP街貓的責任歸屬也是一大難題。顏士清坦言,自己對TCCP政策雖未有深入的瞭解,但根據他的觀察,當TCCP的街貓生病時,誰該負擔醫療費用?當貓隻造成民眾財產損失時,誰要出面調解賠償?都是潛藏的問題。

艾瑪分享,自己曾聽聞街貓闖進汽車公司將車子刮花的情形,但因缺乏飼主咎責,最後也無疾而終。配合街貓絕育工作多年的士林區葫蘆里里長夫婦亦指出,一些餵養人不會想成為志工,就是擔心萬一街貓出事時,他們要承擔責任。

林庭君表示,動保法提到的飼主,是實際管理動物的人,但很多時候餵養人、志工沒有辦法支配這些動物,甚至是帶回家親近,需要保持一段距離,才能進行餵食,故很難從法理上認定飼主。而針對街貓造成的財損,林庭君說,「如果你的坐墊被鳥屎滴到,要去找鳥討公道嗎?」直言這些動物現況就是在「不是那麼自然的自然生態下的一份子」,民眾很難把「自然災害」歸咎到任何人身上。

TCCP政策實施近十年,尚未有明確的指標可衡量政策良窳。但現況卻存在貓隻責任歸屬不清、缺乏追蹤管理、參與人力下降等狀況。而哪些地區有所成效?哪些地區依舊街貓氾濫?決定管理狀況的關鍵因素是什麼?志工數下降背後反映什麼樣的問題?皆將在下篇揭示討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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